學術造假為何泛濫，監(jiān)管缺失是一個重要原因。而做一個民間的“學術舉報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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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足夠幸運，他們指控的學術不端行為可以得到相關機構的快速回應和處理。但更常見的情況是，遭遇淡化處理、拖延，甚至否認。
Eugenie Reich是一位曾從事15年科學調查的記者，后來進入法律界，目前在美國波士頓擁有自己的舉報人律師事務所Eugenie Reich Law LLC。她近日在撤稿觀察網(wǎng)站發(fā)文，指出了舉報人的弱勢地位，并希望提供更多援助。
Eugenie Reich 圖源：Eugenie Reich Law LLC
學術指控要么被調查，要么被忽視
Reich總結了各機構對學術欺詐指控做出反應兩種方式。
一種是直面指控。2002年，貝爾實驗室技術人員Jan Hendrik Sch?n遭到數(shù)據(jù)處理不當?shù)闹缚睾?，實驗室即刻著手調查，就是這種策略的例證。當年5月，《紐約時報》刊登了相關指控。隨后9月，貝爾實驗室即發(fā)布了一份詳盡的調查報告，揭露多篇Jan Hendrik Sch?n發(fā)表在《自然》和《科學》上的論文存在數(shù)據(jù)捏造，相關論文很快被撤稿。
相比于前者的“雷厲風行”，更多機構在面對學術不端指控時，往往不愿意摘下“遮羞布”，傾向于采取防御措施。
拖延、輕描淡寫和否認，是更常見但狡詐的斡旋策略。具體表現(xiàn)為花費數(shù)年時間進行調查，然后發(fā)布一些陳詞濫調，例如“沒有造假意圖、對科學結論沒有影響等”，而不是披露調查發(fā)現(xiàn)的事實，以及獨立專家得出的任何結論。與許多舉報人所做的辛勤工作相比，機構調查反而缺乏細節(jié)。
杜克大學曾付出1.125億美元的代價
在法律背景下，“拖延和否認/淡化”也可能成為一種代價高昂的策略。
2019年，杜克大學向政府支付1.125億美元，以解決其違反《虛假申報法》的指控。自2006年以來，該校生物學家Potts-Kant憑借造假數(shù)據(jù)，從美國國立衛(wèi)生研究院（NIH）和美國國家環(huán)境保護局（EPA）等機構幫助杜克大學拿到了至少49個項目的8280萬美元聯(lián)邦資助。
“納稅人期望聯(lián)邦撥款得到有效和誠實地使用是非常合理的。接受聯(lián)邦政府研究資助的個人和機構必須謹慎地為共同利益進行研究，并嚴格杜絕欺詐行為，”北卡羅來納州中區(qū)聯(lián)邦檢察官Matthew G.T. Martin說。“杜克大學應該成為業(yè)界的警報，即在撥款申請或報告中使用虛假或偽造的數(shù)據(jù)是完全不可接受的?！?/p>
這些指控最初是由杜克大學前雇員Joseph Thomas根據(jù)《虛假申報法》的舉報者條款提起的訴訟，該法允許個人代表政府提起訴訟并分享任何追償，允許政府干預并接管舉報人的訴訟，或者像本案一樣，允許舉報人代表政府提起訴訟。Thomas將從和解中獲得33,750,000美元。
為舉報人提供法律服務
雖然許多科學家認為已經(jīng)有太多律師參與了科研不端行為調查，但大多數(shù)是由期刊、研究機構或被指控欺詐的科學家請的律師。?
這些組織與舉報人之間在獲得法律服務方面的不平衡導致許多科學欺詐的舉報人受到誹謗威脅、被迫終止或受到保密限制的恐嚇。
Reich建立的律師事務所旨在以某種方式改變這種不平衡。作為經(jīng)驗頗豐的舉報者，Reich了解如何打靶才能正中要害。他指出了一些舉報者的常見錯誤。例如提供的文件不充分，或者對正在發(fā)生的事情不夠清楚，以及需要采取哪些步驟來進一步調查。
其次，該律師事務所旨在向掩蓋不當行為指控的學術組織追究法律責任。
Reich稱該律所提供的服務不涉及收費。它的營利辦法是，幫助舉報人成功指控。因為舉報人有資格獲得資助機構賠償款的一定比例，而作為他們的律師，則可獲得相應報酬。
參考資料：
https://retractionwatch.com/2023/05/16/guest-post-when-whistleblowers-need-lawyers/#more-127109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475020a
https://www.justice.gov/opa/pr/duke-university-agrees-pay-us-1125-million-settle-false-claims-act-allegations-related
https://www.justice.gov/usao-ma/pr/partners-healthcare-and-brigham-and-women-s-hospital-agree-pay-10-million-reso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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