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社會是知識社會、學習型社會，知識服務非常普遍，“智庫熱”更是凸顯了知識服務的重要性。但不得不承認的一個現(xiàn)實是，當前一流的知識服務依然很匱乏。
實際上，一流知識服務與二三流的知識服務的效果迥異，其差距不是95分與70分、60分的差距，而是方向上、層次上的差距，是有解和無解、想得到與想不到的差距。一流知識服務給予的是新方向、新藍海、新機會，能夠讓用戶轉危為安、出奇制勝，而二三流的知識服務則平淡無奇，甚至會導致決策失誤，造成巨大浪費和危害。
要知道，一流知識服務未必來自知名的研究機構和智庫，因為是否一流取決于項目主持人，而非機構。比如，要想得到精彩的奧運會開幕式，應對接張藝謀，而非對接某個知名電影制片廠。只有一流學者作為主持人親自研究并主筆，才能提供一流的知識服務。盲目推崇知名機構可能使決策者等知識用戶誤判誤事、錯失良機、損失巨大。
因此，要獲得一流的知識服務，其核心是構建高效合理的選才用才機制，選出一流人才并使其充分發(fā)揮作用。那么，問題就轉化為如何認定誰是一流人才？
首先，依據(jù)人才帽子、頂刊論文顯然不行，否則就不需要破“五唯”了。正如諾貝爾獎得主本庶佑所說，“一流的工作往往推翻了定論，評審員會給你提很多負面的意見”。依據(jù)頭銜官銜就更不準確了，有能力做出原始創(chuàng)新與擅長擔任學界行政職務是兩碼事。
學界權威大獎獲得者一定是一流學者嗎？筆者認為是，但據(jù)此認定仍有四點不足：獲獎時間延遲，成果面世后幾年、十幾年或更長時間才能獲獎；權威大獎覆蓋面窄，不少交叉學科、新興學科沒有設置權威大獎；國內(nèi)學者的原創(chuàng)成果不容易被國際承認，尤其文科及智庫領域；獲獎者被國外爭相聘請，很難得到他們的知識服務。
為此，筆者提出開放評價法及其簡明版“互聯(lián)網(wǎng)+代表作”評價法、“兩次聚集、以尖識才”等予以解決。簡單地說，就是用標志性成果與學術招牌識別一流學者。科技史和科研特點都表明，水平越高的學者，越能用一項標志性代表作反映其水平并作為自己的學術招牌，諾貝爾獎、圖靈獎等權威大獎獎勵的都是一項成果。“尖”就是突破性成果。一流學者的學術招牌主要來自原創(chuàng)突破、系統(tǒng)精深、奇藝絕學，如高錕之于光纖通信、戈革之于波爾研究、李學勤之于古文字通才。學術招牌可大可小，半成名、未成名的一流學者也有十年磨一劍的標志性成果，特征鮮明，獨樹一幟。
為突出時效性與核心特征，筆者提出用“前沿學者”來界定當下的一流學者：前沿學者是因當下做出原創(chuàng)突破而在國際學術前沿占有一席之地的學者，原創(chuàng)突破包括得到公認（獲權威學術大獎等）和規(guī)范確認兩種。采用“互聯(lián)網(wǎng)+代表作”評價法，具體包括四方面內(nèi)容：前沿學者的代表作就是突破性成果；在網(wǎng)上規(guī)范展示突破性成果的突破點四要素（突破什么、怎么突破、突破的創(chuàng)見和突破的前景），并用一句話概括其核心貢獻；對同行提出的異議進行把關確認；將突破點錄入“主題—前沿”數(shù)據(jù)庫，確立突破者的前沿地位。
最近教育部公布的“雙一流”建設名單含高校147所，建設學科約500個（包括北大清華自主確定），全國至少需要500位前沿學者作為學術帶頭人。學術帶頭人是學科建設的決定性因素，如其沒有做出原創(chuàng)突破以引領學科發(fā)展，則中材大用的結果是難以建成一流學科，甚至經(jīng)費投入越多內(nèi)卷越嚴重。盤點十年磨一劍的原創(chuàng)突破成果，讓大材小用的前沿學者脫穎而出，則能提升我國的科研實力、智庫實力和學科實力。
為在認知保障和組織保障之下，確保政府等知識用戶得到世界一流的知識服務，筆者提出四點建議。首先，建立“前沿學者主題數(shù)據(jù)庫”。用“互聯(lián)網(wǎng)+代表作”法評出前沿學者，錄入數(shù)據(jù)庫，這樣一來甄選學術帶頭人、項目負責人有“庫”可依。其次，建立云智庫平臺。高端智庫有兩種——實體組織和以前沿學者工作室為節(jié)點的網(wǎng)絡組織，前者如超算中心，后者如云計算網(wǎng)絡，二者并重，不可偏廢。再次，建立一流學科平臺或園區(qū)，孵化或強化一流學科。由大學城、大學聯(lián)盟、創(chuàng)新型城市或一所大學為主建設，確立以原創(chuàng)突破論英雄的一流人才新標準與以原創(chuàng)突破論引領的一流學科新標準。最后，做懂行而挑剔的知識用戶。要求咨詢報告、研究報告附上主持人主筆人簡介，二者共同確保質(zhì)量，了解其相應的研究積累和學界反饋及其是否為前沿學者，可杜絕以次充好。
（作者系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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